40年前的今天丨1978年"科学的春天"背后的高层纷争

2018-03-18 吴明瑜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吴明瑜，浙江德清人。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肄业。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科委委员、科技政策局局长，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

原题

追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带动了全国各个方面，促进了全中国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而小平同志说过，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其实从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整顿工作就开始了；至少，整顿可看作后来全局性改革开放的预演。因此，我个人认为，改革实际上不止30年。在改革之初，科学领域当仁不让地成为改革的突破口，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推进改革的重大举措。

　　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

　　1975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展开了对“文革”造成的烂摊子的全面整顿。他明确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时，胡耀邦来到中国科学院，与其他几位同志组成“核心小组”。整顿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耀邦同志7月18日受命，7月22日就来到科学院，到11月19日在“批邓打招呼会”上被停止工作，前后只有120天。但就是在这短短的120天里，他在中科院雷厉风行地拨乱反正，主持制定了科技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久，邓小平和胡耀邦再一次被打倒，拨乱反正工作一度中断。

　　看得出来，在这第三次被“打倒”期间，邓小平对“中国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1977年5月，他一出来工作，就重新提起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1977年5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可以说，他复出后最初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在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主题。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职，他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邓小平与方毅商定，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我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会议从8月4日开到8日。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应该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废除高校招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建议获得其他与会者强烈共鸣。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老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邓小平听完大家的发言，转身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刘西尧说，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于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所以，恢复公平的高考制度，影响的不止是直接参加考试的那几百万人，而是牵动着千万下乡知识青年的心，牵动着亿万家庭，牵动着为高考而准备的整个教育界。所有这些，也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面貌。

　　8月8日，在这个座谈会结束时，小平同志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为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做了充分的酝酿和发动工作。在开会前，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召开大会的预备通知，197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9月18日发出；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大会开幕。

　中央的通知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肯定20多年来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科技人员的努力，同时提出，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这个文件下发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已经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文件小组，由童大林牵头，负责起草四个大会文件：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的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的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四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我们想，邓小平的讲话要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讲话稿中的很多重要观点来源于小平同志此前的一系列讲话。因此，我们为他起草讲话稿时，并没有专门跟他谈多少次话。在他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发挥，就已经足够了。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致辞

　　此外，我们进一步查阅了《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几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学校中的教师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这就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论点的理论依据。

　　至于华国锋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立意。我和林自新征求了胡耀邦的意见。他建议华国锋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旧社会有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新的口号。我们觉得这个设想非常好，与邓小平此前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两个稿子写完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很快有了回音。他只调整了个别段落和字句。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8年2月底，小平同志与于光远等人商谈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说，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按照这个稿子讲是可以的。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科技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丰富的内容。

　　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他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1977年8月6日的科教座谈会上，他已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大会后也多次说过。

　　“一个字也不要改”

　　小平同志的稿子当时在科技系统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却遇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位副主席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条，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邓小平在大会上

　　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打来电话，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与邓小平同志讲稿里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而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

　　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立即向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接受，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音讯。我们很着急，方毅更着急。忽然，华国锋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找人写的，“科教兴国”的思想没有反映出来。他仍然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只说“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邓小平非常喜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1988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过去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了，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不仅仅是个序列问题，他讲的是“第一重要”，因为科技推动了其他的生产力。还有一句话，文献中没有发表，他说：“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是第一。”我们当时都很震惊，这是他多年来独立观察思考得出来的结论，却又符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

　　以我自己的观察，邓小平对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知识的力量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之所以反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因为他对世界大势有准确的把握。体力劳动者在全部劳动者中的比例势必越来越小，即使是体力劳动者，在其整个劳动中，脑力劳动的成分也会越来越重，因此，脑力劳动者必然占有越来越主流的地位。

邓小平接见全国科学大会与会代表，同数学家陈景润握手

　　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道这句话有千钧重。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技改革走在前列

　　可以说，当时，科技界的认识和工作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比如，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抵制“两个凡是”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的单位。再如，中国科学院是第一个取消“革委会”的；率先实行了所长负责制，取消了政治部；邓小平提出，研究所的党委要有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让知识分子参与党的领导工作，科学院坚决遵照执行；科学院率先恢复了评定职称的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后来在其他领域里也都推行了。

　　在对外开放方面，科技教育界也走在了前面。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他会见卡特总统的时候，卡特说：“你们怎么不放你们的青年人出来呢？”邓小平很风趣地回答：“那好啊，我们给你送几千万人来怎么样？”回国后，邓小平就提出要派留学生。那时一年派了不到1000人，他觉得少，就提出，派1万人行不行？

　　我认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邓小平改革的思路已经非常明确了。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动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一下子就带动了全国各个方面，促进了全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开始，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已经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原载《财经》杂志 2008年第11期

延伸阅读

1978：迎来科学的春天

作者：肖卫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而深远的论断。此后，崇尚科学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知识分子心中的阴霾，全国人民深切感受到：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邓小平：“一个字也不要改！”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负责抓科教方面的工作。然而此时“四人帮”虽被打倒，但极左思潮在全国各个领域仍然十分猖獗，亟待拨乱反正。邓小平决定以科教战线为突破口，对极左路线展开一场坚决的斗争。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于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通知下发后，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大会文件和报告。中央委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负责筹办。文件起草组由中科院副秘书长童大林领导，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和原国家科委的“大秀才”林自新二人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此时，胡平也出乎意料地被列入了文件起草组名单之列。从1963年下乡“四清”到“文革”中被批斗靠边站，胡平这个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已有14个年头没有工作了。

文件起草组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全国科学大会的四个讲话文件和报告，第一个文件是邓小平讲话，第二个文件是华国锋讲话，第三个文件是方毅的报告，第四个文件是郭沫若的讲话。除领导讲话和报告外，还承担搜集国内外舆论对我国科技工作的评价和对这次科学大会的反应，写成简报，供大会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进入文件起草组之后，胡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新华社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把这些年来国外科技飞速进步和中国科技大幅度落后的现状作了对比，差距之大，令人震惊。他据此整理了一份几千字的简报，作为大会的第一期简报发了出来，引起了与会5000多名代表的高度关切。

之后，胡平摘译了国外最新出版的一本未来学方面的书，这本书扼要地预言了人类未来二三十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并引人入胜地描述了由于科技进步而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经济社会结构、思维观念等方面的惊人变化。胡平把它编译成一份科技情报资料，作为大会的第二期简报，代表们踊跃传看，并在小组会上热烈议论。这些材料开阔了眼界，对启发思想起了一定作用。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中，主要是由吴明瑜、林自新等人负责执笔。在起草邓小平的讲话稿时，他们深刻领会邓小平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加上又很熟悉科技界的情况，所以写得很顺手，很有分量。邓小平的讲话，内容十分深刻，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是科技战线拨乱反正、反对极左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给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内容主要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当作一个国策，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华国锋当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么他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吴明瑜和林自新商量后，决定去请示一下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他非常关心科学工作。

胡耀邦建议华国锋在讲话时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他说，在旧社会，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治没有改变，政权还在反动分子手上，它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教育兴国。现在条件有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救国”。吴明瑜和林自新一听这个想法非常好，这和邓小平当时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两人回来后，把两份讲话稿起草完毕并送审。

邓小平的讲话稿很快得到反响，他只在段落和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一位领导看了讲话稿后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的同志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但是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吴明瑜非常着急。直到华国锋讲话前一天，突然接到华国锋办公室的电话说，华主席的讲话稿已定，请大会安排讲话。原来，他们报送的那份讲话稿，融合了胡耀邦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的思想，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华国锋没有接受，于是另起炉灶，起草了新的讲话稿。

华国锋与郭沫若在大会主席台上

《科学的春天》掀起会议高潮

华国锋讲话后，大会的气氛有所变化。与会代表明显地觉察到，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会代表原本满腔热忱地期待大会能开成一个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大会，而现在看来希望有可能落空。在这个情况下，大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大会领导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让郭沫若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会议的高潮。

打倒“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过一首痛斥“四人帮”的诗。这首诗反映了民意，当时流传很广，所以请他来讲是很合适的。但此时郭沫若正病重住院，不能亲自到会，只能是一篇书面讲话。这篇讲话难度很大，请谁来写呢？只有三四天大会就要闭幕了，大家都很着急。胡平建议请徐迟来写，徐迟刚发表《歌德巴赫猜想》，他感情丰富，文笔流畅，一定能把这篇讲话写好。但第二天下午把稿子取回来一看，大家觉得不适合作为大会的闭幕词。大会决定不采用徐迟的稿子，派人向他作了解释。最后，文件起草组决定让胡平来写，一天后交稿。

当天下午，胡平坐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他闭目沉思，苦苦思索文章的主题和结构。这时已是早春季节，柳树叶已经发绿泛青。胡平偶然睁开眼睛，透过车窗，看到路旁青青的柳树叶，他突然一震，好像一种力量重重地敲打在他的心上。“啊！春天到了！”他感到这个春天来得真是恰逢其时。打倒“四人帮”，批判极左路线，国家获得了生机，人民解除了枷锁，科学获得了解放。这个春天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而且是革命的春天，是人民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胡平抓住这个题目——春天，文章的主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科学的春天》一气呵成，胡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稿子交上去。吴明瑜作了一些润色，最后就定稿付排了。稿子印成清样后，送给卧病在床的郭沫若亲阅审定。郭沫若看过之后很高兴，对个别句子稍加修改，就签名付印了。

在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的讲话稿是由电台播音员代为宣读的。播音员朗诵得十分精彩，感情高昂，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代表们群情振奋，掌声不断。据播音员后来回忆说，当时都念不下去了，念几句就被下面的掌声打断。全国科学大会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

（摘自《党史纵横》原标题为《〈科学的春天〉创作纪事》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作者：聂勇

就在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在主持科教工作的邓小平的提议下，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中共中央在1977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方毅被任命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于是，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重要的筹备工作之一，是起草首长们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需要起草的讲话稿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讲话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讲话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讲话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讲话稿。

筹备小组经过分工，决定由吴明瑜、林自新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讲话稿。

方毅和郭沫若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很顺利。然而，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在起草过程中却遇上了“麻烦”。

当时，吴明瑜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林自新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由他俩一起起草的。

据吴明瑜回忆，他和林自新当时多次听过邓小平关于科学工作的讲话，所以很了解邓小平在科学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他们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特别是根据邓小平“八八讲话”的精神，采用邓小平许多原话，起草了讲话稿。这份讲话稿起草后，先送方毅听取意见，又送胡乔木征求意见。改定后，送邓小平审阅。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所以讲话稿写出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的新见解，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白’是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等等。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

他们又起草了华国锋的讲话稿，报送华国锋审阅。

不久，这两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说道：“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科学、关于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指示，稿子中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在稿子中谈一下嘛！”

至于华国锋的讲话稿，谁也没有说可用，谁也没有说不可用。

之后，起草者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汪东兴的意见修改讲话稿。邓小平很干脆地回答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不久，起草者又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要他们转告方毅。吴冷西对邓小平的讲话稿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冷西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毛泽东的话。引用毛泽东的话，比较合适。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左右”，“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可是，这支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到底是增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呢？引用毛泽东的话，无法说明。还是用邓小平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更为明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更高。

当然，起草者无权决定取舍，他们把吴冷西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告方毅。方毅向邓小平请示。

邓小平答复道：吴冷西的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就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

吴征鉴、吴征铠、吴征镒兄弟三人一起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的讲话稿定稿了。可是，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直不置可否。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1978年3月18日一天天逼近，华国锋对讲话稿的意见还是没有下达。

吴明瑜着急了。

终于，上面传来华国锋的意见，说是讲话稿可以付印。可是，当吴明瑜拿到经华国锋审定的讲话稿一看，傻眼了：那是华国锋另外请人起草的讲话稿。吴明瑜和林自新为他起草的讲话稿，被否定了！

吴明瑜细细一想，倒是明白了：他们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贯穿了“新长征”这一概念，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这是用胡耀邦在1975年的讲话精神。吴明瑜毕竟受胡耀邦的影响太深了。华国锋当然无法接受用胡耀邦的观念起草的讲话稿！所以，华国锋另起炉灶，找别人根据他的意思写了讲话稿。

全国科学大会热热闹闹地开起来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都公开见报了。

倒是一家台湾报纸很敏感，马上发觉邓小平讲话的观点跟华国锋不同。他们发表文章，列举了邓小平讲话和华国锋讲话，有着十处针锋相对！

确实，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已经不言而喻了。

当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分歧之一，是关于如何看待实现四个现代化。